堂吉诃德究竟是可笑的疯子，还是可悲的英雄？
杨 绛
堂吉诃德是个没落的小贵族或绅士地主，因看骑士小说入迷，自命为游侠骑士，要遍游世界去除强扶弱，维护正义和公道，实行他所崇信的骑士道。他单枪匹马，带了侍从桑丘，出门冒险，但受尽挫折，一事无成，回乡郁郁而死。
据作者一再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其实，作品的客观效果超出作者主观意图，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谈。而且小说作者的声明，象小说里的故事一样，未可全信。但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开始确是亦步亦趋地模仿骑士小说里的英雄;作者确是用夸张滑稽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他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对比取笑。骑士小说里的英雄武力超人，战无不胜。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儿，每战必败，除非对方措手不及。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堂吉诃德按方炮制了神油，喝下却呕吐得搜肠倒胃。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骏的坐骑、坚固的盔甲。堂吉诃德的驽骍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而他那套霉烂的盔甲，还是拼凑充数的。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是一位象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堂吉诃德却又说她尊贵无比、娇美无双。那位姑娘心目中压根儿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堂吉诃德却模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夜叹气。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干了丑事，气得发疯;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硬要模仿着发疯。他尽管苦恼得作诗为杜尔西内娅“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诗都只成了笑柄。
但堂吉诃德不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闹剧作品。单纯的闹剧角色，不能充当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读者对他的兴趣不能持久。塞万提斯当初只打算写一个短短的讽刺故事。他延长了故事，加添了一个侍从桑丘，人物的性格愈写愈充实，愈生动。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并不象宙斯孕育智慧的女神那样。智慧的女神出世就是个完全长成的女神;她浑身披挂，从宙斯裂开的脑袋里一跃而出。堂吉诃德出世时虽然也浑身披挂，他却象我国旧小说里久死还魂的人，沾得活人生气，骨骼上渐渐生出肉来，虚影渐渐成为实体。塞万提斯的故事是随写随编的，人物也随笔点染。没有预定精密的计划，都是一面写，一面创造，情节随时发生，人物逐渐成长……
塞万提斯不是把堂吉诃德写成佛尔斯塔夫式的懦夫，来和他主观上的英勇骑士相对比，却是把他写成夸张式的模范骑士。凡是堂吉诃德认为骑士应有的学识、修养以及大大小小的美德，他自己身上都有;不但有得充分，而且还过度一点。他学识非常广博，常使桑丘惊佩倾倒。他不但是武士，还是诗人;不但有诗才，还有口才，能辩论，能说教，议论滔滔不断，振振有理。他的忠贞、纯洁、慷慨、斯文、勇敢、坚毅，都超过常人;并且坚持真理，性命都不顾惜。
堂吉诃德虽然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小丑可以装出严肃的面貌来博笑，所谓冷面滑稽。因为本人不知自己可笑，就越发可笑。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他要做游侠骑士不是做着玩儿，却是死心塌地、拚生舍命地做。他表面的夸张滑稽直贯彻他的思想感情。他哭丧着脸，披一身杂凑破旧的盔甲，待人接物总按照古礼，说话常学着骑士小说里的腔吻;这是他外表的滑稽。他的思想感情和他的外表很一致。他认为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类只象森林里的素食动物，饿了吃橡实，渴了饮溪水，冷了还不如动物身上有毛羽，现成可以御寒。他所要保卫的童女，作者常说是“象她生身妈妈那样童贞”。他死抱住自己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筋斗，始终没有学到一点乖。堂吉诃德的严肃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时也代他赢得了更深的同情和尊敬。
也许塞万提斯在赋与堂吉诃德血肉生命的时候，把自己品性、思想、情感分了些给他。这并不是说塞万提斯按着自己的形象创造堂吉诃德。他在创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是否有意识地从自己身上取材，还是只顺手把自己现有的给了创造的人物，我们也无从断言。我们只能说，堂吉诃德有些品质是塞万提斯本人的品质。譬如塞万提斯曾在基督教国家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勒班陀战役里充当一名小兵。当时他已经病了好多天，但是他奋勇当先，第一个跳上敌舰，受了三处伤，残废了一只左手。《堂吉诃德》里写堂吉诃德看见三四十架风车，以为是巨人，独自一人冲杀上去拚命。尽管场合不同，而人却是同样的奋不顾身。又譬如塞万提斯被土耳其海盗俘虏，在阿尔及尔做了五年奴隶。他的主人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常把奴隶割鼻子、割耳朵或活活地剥皮。塞万提斯曾四次带着大伙俘虏逃亡，每次事败，他总把全部罪责独自承当，拚着抽筋剥皮，不肯供出同谋。他的主人慑于他的气魄，竟没有凌辱他。塞万提斯的胆量，和堂吉诃德向狮子挑战的胆量，正也相似。可以说，没有作者这种英雄胸怀，写不出堂吉诃德这种英雄气概。塞万提斯在这部小说里时时称颂兵士的美德，如勇敢、坚毅、吃苦、耐劳等等，这也都是骑士的美德，都是他所熟悉的道德和修养，也是他和堂吉诃德共有的品质。塞万提斯有时把自己的识见分给了堂吉诃德。小说里再三说到堂吉诃德只要不涉及骑士道，他的头脑很清楚，识见很高明。塞万提斯偶尔喜欢在小说里发发议论，常借小说里的人物作自己的传声筒。例如神父对骑士小说的“裁判”，教长对骑士小说的批评，以及史诗可用散文写的这点见解，教长对于戏剧的一套理论，分明都是作者本人的意见。但神父和教长都不是小说里主要的角色，不常出场。堂吉诃德只要不议论骑士道，不模仿骑士小说，他就不是疯人，借他的嘴来发议论就更为方便。例如堂吉诃德论教育子女以及论诗和诗人，论翻译，论武职的可贵、当兵的艰苦，以及随口的谈论，如说打仗受伤只有体面并不丢脸，鄙夫不指地位卑微的人，王公贵人而没有知识都是凡夫俗子等等，都象塞万提斯本人的话。堂吉诃德拾了他的唾余，就表现为很有识见的人。也许塞万提斯把自己的情感也分了一些给堂吉诃德。塞万提斯一生困顿。《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以后，他还只是个又老又穷的军士和小乡绅。塞万提斯曾假借堂吉诃德的话说:“这个世界专压抑才子和杰作。”他在《巴拿索神山瞻礼记》里写诗神阿坡罗为每个诗人备有座位，单单塞万提斯没有，只好站着。诗神叫他把大衣叠起，坐在上面。塞万提斯回答说:“您大概没注意，我没有大衣。”他不但没有座位，连大衣都没有一件。这正是海涅说的:“诗人在作品里吐露了隐衷。”塞万提斯或许觉得自己一生追求理想，原来只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他满腔热忱，原来只是堂吉诃德一般的疯狂。堂吉诃德从不丧气，可是到头来只得自认失败，他那时的失望和伤感，恐怕只有象堂吉诃德一般受尽挫折的塞万提斯才能为他描摹。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也是逐渐充实的。我们最初只看到他傻，渐渐看出他痴中有黠。可是他受到主人的恩惠感激不忘，明知跟着个疯子不免吃亏倒霉，还是一片忠心，不肯背离主人。我们通常把桑丘说成堂吉诃德的陪衬，其实桑丘不仅陪，不仅衬，他是堂吉诃德的对照，好比两镜相对，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堂吉诃德抱着伟大的理想，一心想济世救人，一眼只望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竟看不见现实世界，也忘掉了自己是血肉之躯。桑丘念念只在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压根儿不懂什么理想。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只为贪图做官发财，会给眼望云天的幻想者所煽动，跟出去一同冒险。他们尽管日常相处而互相影响，性格还是迥不相同。堂吉诃德从理想方面，桑丘从现实方面，两两相照，他们的言行，都增添了意义，平凡的事物就此变得新颖有趣。堂吉诃德的所作所为固然滑稽，却不如他和桑丘主仆俩的对话奇妙逗趣而耐人寻味。
堂吉诃德究竟是可笑的疯子，还是可悲的英雄呢?从他主观出发，可说他是个悲剧的主角。但主观上的悲剧主角，客观上仍然可以是滑稽的闹剧角色。塞万提斯能设身处地，写出他的可悲;同时又客观地批判他，写出他的可笑。堂吉诃德能逗人放怀大笑，但我们笑后回味，会尝到眼泪的酸辛。
（此文摘自《堂吉诃德·之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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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用喜剧方式体现悲剧精神
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一样，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鼎盛时期的标志性人物。
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塞万提斯被定格为一个通俗作家，甚至是一个不入流的通俗作家，同时代的人瞧不起他，说他写的东西不伦不类，说没有比《堂吉诃德》更可笑的作品。西班牙曾流行这样的说法：谁在那边笑得直不起腰来，谁肯定在看《堂吉诃德》。这一方面说明了《堂吉诃德》的流行程度，同时也使得塞万提斯始终处在文坛边缘，没有地位。
要过了几个世纪之后，他才被尊为发明了虚构小说的人，而《堂吉诃德》也被确认为第一本现代小说。中信出版社新近引进出版了《发明小说的人》，以此为契机，我们希望和读者一起重新打开《堂吉诃德》，发现塞万提斯。事实上，《堂吉诃德》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的精神，正如塞万提斯以骑士文学的形式，嘲讽了低俗化的骑士文学。
《阿Q正传》中的很多喜剧因素，正是鲁迅模仿《堂吉诃德》的结果
鲁迅先生酷爱《堂吉诃德》，他早年认为林纾翻译的《魔侠传》不好，应该好好翻译几种“可读的《堂吉诃德》”，因此他从日本买了若干个日译本带回来，还买了俄语本、英语本、德语本，邀请朋友来翻译。他创作的《阿Q正传》中有很多喜剧因素，其中多少模仿了《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是Q（Quijote）。我们看“阿Q”通常会心地笑、酸楚地笑，拍电影也会请喜剧演员（譬如严顺开）来演阿Q。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与堂吉诃德精神非常相似。堂吉诃德每次败下阵来，都会对他的随从说：唉呀桑丘，你不懂！我不是败给了风车，这明明是一个巨人，是魔法师将他变成了风车。你看不见，你俗眼凡胎怎么看得出来？所以你不要嘲笑我，我不是同风车作战，而是同一个巨人作战。他正是通过不断地安慰自己，才一次次重振旗鼓、重新出发的。阿Q也是这样，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这里的喜剧因素，同《堂吉诃德》一脉相承。用鲁迅的话说，这种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粉碎给人看，让人看了心碎。
同时，《堂吉诃德》体现了塞万提斯对同时代市民文化的深刻了解。而这显然和他的出身及人生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塞万提斯出生在马德里附近小镇上的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当时马德里还不是西班牙的首都。有研究发现，他祖辈的贵族头衔，也可能是曾祖父用钱买来的。即便如此，那也是最低等级一个头衔，相当于乡绅。而即使是这个最低的头衔，他们都没能保住。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塞万提斯家就彻底没落了。由于家道中落，塞万提斯的父亲没能读完大学就出去工作了。又因为没钱经营一家诊所，因此他成了游方郎中，全家人跟着他到处迁移，在不同的城市、乡镇给人治病。
塞万提斯跟着父亲到处游荡，几乎是靠勤奋自学成才的。二十岁左右，他给一位红衣主教当侍从，后来又在那不勒斯从军了，几次战役下来身负重伤，还失去了左臂，只好退伍，准备从意大利返回西班牙。但他在回来的途中被土耳其海盗俘获，并辗转卖到阿尔及尔做奴隶。几年之后，等他好不容易回到西班牙，早已失去了寻找体面工作的机会。
十六、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异常强盛。当时的西班牙把日益崛起的英国作为假想敌，并组建起了“无敌舰队”，准备一举歼灭英国，及其所代表的新教势力。但西班牙出师不利，几万水兵在上船不久后就开始上吐下泻，快到英吉利海峡时又遭遇飓风，还未同英国人交战就已经溃败了。英国人乘胜追击，“无敌舰队”几乎全军覆灭。那时，塞万提斯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做军需官。随着无敌舰队的败北，他很快失去了这个工作，接着他又被人告发侵吞粮饷，被关了将近一年的禁闭。出来后，他好不容易混了个税务官的工作，却被派到最偏远山区，每天跑很多山路，去收一点人家小作坊的税金。
熬了两年，塞万提斯存税金的钱庄老板又卷款逃之夭夭，钱庄倒闭。他再次被抓了起来，一关就是半年。后来，他还因私生女要出嫁拿不出嫁妆等几件莫名其妙的事，吃过好几次无头官司。因此，世态炎凉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那时的西班牙，社会两级分化极其严重，一部分人钱多得花不完，大量购买岛屿，投入商业。更多的是像塞万提斯这样贫穷的人，无权无势只好随波逐流。这也是为什么塞万提斯生活的那个年代，西班牙开始出现流浪汉小说的原因。写无家可归的人，是西班牙文学的独创性贡献。而这一切，正是塞万提斯批判精神的源头。
塞万提斯对当时的市民文化非常了解，因为他本身就是从那里摸爬滚打过来的，所以他非常了解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他既写城市也写乡村，堂吉诃德的游历中，既有大城市，也有小城市，还有乡镇和偏僻的村寨，这是一般作家驾驭不了的，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写好这些。因为乡村文化同城市文化很不一样，比如穿着打扮，那时候城里稍微有一点地位的人，领子都是打褶皱的，像围脖一样高高竖起，穿的也都是长衫、长袍，面料自然很讲究；但在乡村就不一样了，天热的时候可能人们就光着膀子、穿一条短裤衩，冬天的时候随便加一件棉袄。塞万提斯的作品里面多的是这样细节毕露的描写。
朱光潜为什么说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
与此同时，要读懂《堂吉诃德》，还必须要了解它诞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我们只有把作家和作品放到特定历史语境当中，才能知道它的特殊性，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一个作家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并更好地理解他的个性和风格。
《堂吉诃德》的精神源头，似乎要回到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去寻找。当时的西方是一个什么状况呢？那是一个几乎忘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甚至逐渐失去文字，重新回到了口口相传的时代。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却在与中国的交流中，通过丝绸之路，将源自于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广泛传播。同时，他们一方面把东方的经典传播到西方，另一方面把被西方忘却的古希腊罗马经典又重新翻译印制出来，从而为文艺复兴运动埋下了基石。
中华文明通过阿拉伯人对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对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重要的贡献，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被西方有意忽略的。现在西方有少数学者开始正视这个事实，并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说，当西方还是一片蛮荒，还没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之时，东方的两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长江和黄河流域，就曾以不同方式，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作家”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个作家”，但丁的《神曲》既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集大成者，又是人文主义道路上的伟大先驱。但丁时期及其之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巨人”的那些作家、艺术家，给人类文化树立了丰碑，同时他们也为资本主义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过程中，喜剧通过惊人的狂欢方式影响人们的情感，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很快充斥了15世纪的欧洲文坛。而资本的出现和发展又必然带来信仰的沦落，塞万提斯通过否定之否定，用《堂吉诃德》展示了骑士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全盘溃散。
尽管在生前被认为是不入流的通俗作家，但塞万提斯身后却声名日隆。数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身上所融合的滑稽与崇高，是塞万提斯以喜写悲的具体体现，而他充满同情地揭示了堂吉诃德在市民社会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又使《堂吉诃德》足以位列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品之林。
小说中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片段历来被人传颂，成为彰显主人公性格的点睛之笔。堂吉诃德和侍从桑丘在一片荒野中看见一排风车，堂吉诃德固执地认为风车是一个个巨人，不听桑丘的劝告，横枪跃马冲杀上去，结果被风车所伤翻滚在地、动弹不得。堂吉诃德性格上的高度分裂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癫狂可笑，另一方面又有着无畏的英雄主义情怀。《堂吉诃德》塑造的堂吉诃德和桑丘这两个文学形象是非常独特的，这可能是人类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搭配，它特别像我们的小品或者相声，一个捧、一个逗，一个极端出世、一个极端入世，二者配合得天衣无缝。堂吉诃德不食人间烟火，整天为天下打抱不平，是精神高于一切的骑士。而桑丘作为反衬堂吉诃德的形象被创造出来，和堂吉诃德形成对比，从侧面凸显骑士精神可爱与可笑。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只顾眼前之利；堂吉诃德学识丰富，桑丘则是一个十足的文盲和享乐主义者。朱光潜先生曾评价：“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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